当前位置:首页 >> 概网评述 >> 艺术家言 >> 正文
修军的时代
作者:丁卯   概.中国网   2013-07-15
 

当我们试图去重新寻觅真正艺术的时候,我们不再一次次把目光投向西方而获取谋求发展的真经;当我们彷徨于民族艺术与全球化所带来种种困惑而徘徊不前的时候,我们重新发现了修军。

二十年前,一个倾其毕生、执着奉献给木刻的艺术家过早地走了。本该继续耕耘在繁花似锦木刻园地有着更大作为的修军,却在那个充满悲伤的夏季,永远地停止了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艺术孜孜不倦的探索,放下了用以展现力与美诗境的刻刀。

修军是寂寞的,这是上帝赐予的礼物。一个真正的艺术大师大凡都需要经历时间的磨砺和历史的检验。艺术家在身前身后都有出现的机会,也许稍纵即逝,也许万古长青。或跌宕起凡,或雄浑壮美。
在这个精神物质化和理想、道德愈发缺失的二十年里,高标孤绝的修军连同他的精神、思想和艺术,在与集体无意识地狂躁和新生活理想幻境的对抗中,渐渐地被遗忘了。人们仿佛一下子被拉回到了史前缺乏精神追求的、蒙昧的野蛮时代,开始相信人类尔虞我诈、适者生存的狩猎规则。只是在经历了四千年文明的洗礼之后,他们获取猎物的方式披上了文化的伪装,形象也文明了许多。

对于后学者,修军是谁?谁是修军?的确有一个需要认识的过程。修军(1925—1994),祖籍山东,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版画家。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版画家协会理事,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等职。1947年进入国立北平艺专(即中央美术学院前身)学习,加入进步艺术团体“阳光木刻社”,师从著名版画家李桦学习木刻和速写。1948年因为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通缉,被中共地下党掩护,转移至晋察冀解放区,入正定华北联大一部14班学习。1953年随参战部队赴朝,从事文艺宣传工作。1954年专业并在西安美协(后为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工作,专业从事美术创作,1994年7月22日在西安逝世。

当回忆由平面再次鲜活和立体起来的时候,仿佛又可以拥挤在他的艺术世界里,任由思绪随着入木三分、倔强前行的刀痕,雕刻出生活的诗意和富于激情的作品;或者又能看到修军骑车奔波而疲惫的身影,穿过钟楼走向农村,把一腔热情播散在木刻业余作者的心中。修军在近四十年间,创作了400余幅充满生活情趣、富于个性和艺术表现语言的木刻作品,无需再去证明修军是不是一位真正的木刻大师。

修军走了,留下了令人敬仰的艺术和对人生的思考,只是后无承者。这就是修军的木刻,一座再无人企及的艺术高峰。
如果把1949年作为中国版画史一个分界点,那么“延安时期木刻”的古元和“新中国木刻时期”的修军,无疑是最为杰出的代表。如果说古元先生是延安时期“第一位创造了具有陕北地域特色木刻的大师,那么修军则是继古元之后,再次在木刻作品中创造同一风格的大家。”(李允经语)因为有了修军,中国版画才能够派生出精神,陕西版画才有了独特的面貌。因为有了修军坦荡的胸襟与甘愿忍受的寂寞,“才能有统摄嘈杂、镇压喧嚣的力量。”(代大权语)

“延安时期木刻”专指形成于1937年,止于1947年,以延安“鲁艺”和边区文协为主的木刻创作,可以称之为“解放区木刻”,其中就包括延安和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华中和东北其他解放区或抗日根据地,用以对应于国民政府统治地区的“国统区木刻”。除了马达、江丰、焦心河、古元、胡一川、彦涵、罗工柳、力群、张望、赖少其、邹雅、李少言、沃渣等木刻家之外,还包括汪占非、刘蒙天、石鲁、李梓盛、刘旷、武德祖、杨青、修军、邸杰等一批解放后在西安工作的木刻家。

木刻,在抗战救亡美术和反对国民党专制政权的斗争中,它是最活跃和最具战斗性的美术运动之一;在积极配合中国共产党争取实现民主政治,建立新中国的艰难历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而这些木刻作品形式活泼生动,既有受到西方木刻的影响的作品,也有借鉴民间木版年画以线造型的特点所创作的符合大众审美要求的作品。内容大都反映抗战前线和后方大生产运动以及解放区的民主政治等,对1949年建国之后新中国美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修军1947年到国立北平艺专求学,最初是受到冯子祥和吕品两位画家影响的。他们两个人也都在早年分别于1931年和1941年在北京华北大学艺术专科和国立北平艺专毕业,一个专修中国画,一个专攻水彩。此时徐悲鸿受国民党教育部聘任担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不到一年,李桦接受徐悲鸿邀请也正在国立北平艺专任教,教授美术史。木刻出身的李桦在业余时间会经常组织学生学习木刻,“阳光木刻社”成为修军了解和学习木刻的开始,而李桦到北京之后所做的大量生活速写,无疑会直接影响到修军“艺术从生活当中来”这样一种朴素的艺术观,也包括他所长期养成的随时随地画速写的习惯。

修军的艺术起步,开始于民国政府控制的北平。而李桦又是一直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生活和创作的木刻家,思想较为激进,继承的仍然是鲁迅所倡导的“新兴木刻”传统,针砭时弊,与黑暗现实统治进行抗争,在这一点上也是他和延安时期木刻家们的最大区别。虽然修军1948年因参加进步社团遭到国民党当局追捕而到达晋察冀解放区,但是在艺术观念上,修军接受的并非1942年之后所强调和彻底接受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延安文艺创作理念”,艺术的审美属性压倒了只强调政治唯一性的空泛宣传,于是我们在修军的木刻中,终于看到了人格的高尚和艺术的纯粹与真诚,听到了只有修军能够发出的声音。

从“解放区木刻”到建国之后直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木刻,修军应该说是没有被各种艺术“思潮”和流行的“方术”淹没的的人,他承接并实践了木刻的民族化传统和艺术方式。从是从李桦,研究古元、珂勒惠支到借鉴秦汉印章、汉代石刻的金石趣味,或者进取陕西民间艺术的造型和色彩,修军找到了属于他的木刻语言,属于中国的表现主义形态,这在他的一系列诗人与画家、作家的肖像作品中都能够清楚地看到。修军的木刻是民族性和远离政治口号式的艺术,他努力在民间玩具、秦汉碑刻艺术中寻找博大精深的文化根脉。“修军的作品不是理论而是人生。”(杨锋语)

1994年,当属于修军的时代还没有完全到来的时候,他匆匆地走了;2013年,当针对艺术的种种社会乱象,我们满怀敬意地开始重新解读修军及其经典作品的时候,我们惊喜地发现,一个属于修军的时代即将到来!
                                                     
2013年7月1日于长安无虑草堂

【责任编辑:托夫斯基】